[78]至于这里的违法阻却事由即紧急避免究竟是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还是免责理由(excuse)，暂且不论。
二、秩序正当性与法律理性化的行动关联 正当性(Legitimacy)是韦伯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论及正当的秩序时提出的概念，意指正当的秩序具有一致性、规律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总之，不管以哪种方式获取正当性，社会行动背后的意义具有关键性作用。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言部分，谈及西方资本主义时，韦伯认为法律与行政的理性结构无疑当为一个重要因素。法律担纲者的思维究竟如何形成，成为韦伯关注的问题。可见，意义妥当性是因果妥当性的必要条件，即正确的意义关联是进行因果性说明的前提。不仅如此，专业法律人士同样厌倦犹如自动贩卖机的法律，他们要求开展具有创造性的法律活动，不愿意为这台法律贩卖机再编写程序，至少在面对现实生活复杂情况时，在法律力所不逮的情况下，需要考量价值或者伦理的要素，不能再仅以形式规范为依据，此时，法律担纲者的特质决定了法律理性化的方向。既然如此，现代法治建设应当充分考虑形式和实质，实质理性之于形式理性，应如同世俗法与教会法结合一般，取长补短。
{8}880适用于商业契约的《德国商法典》，调整的对象是法人，并不是具有身份特征的群体，适用商法的人员范围就是决定于纯形式的标准，而在其他方面则要依据特定交易想要达到的经济目的来划界。比如，上文提到的基于习惯刺激的条件反射性的传统行动，如果有意识地加以维持，就可能接近于价值理性的行动。刑罚的预防机能分为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
[68]对此，笔者作出以下回应： 首先，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与对单纯道德违反性的认识是可以截然区分开来的。于是，人们逐步发现，一个在事实上有意导致他人重伤的行为被规范地评价为过失致人重伤罪，丝毫不足为奇。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容许性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因此，即便国家真正做到普法到村、到户甚至到人，要求公民尽知法律都是不现实的。
[24]有的学者据此提出，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法定犯时代。行为人对于法规范的忠诚度是决定其责任大小的重要指标。
Vgl. Ulfrid Neumann(Fn.57)，§17Rn.15。面对被告人或其辩护人提出的不知法的辩解，多数判例要么根本不屑予以置评，要么简单地以一句不知法律不能免责或者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影响定罪量刑而予以驳回。但要满足这一诉求，完全可以求助于对违法性认识的判定技术进行精细加工和纵深发展的方法，而不应采取背弃责任原则、裁汰归责要件的手段。即，责任的范围必须涵盖不法的所有要素，只有当行为人对不法行为的每一环节和要素均有避免能力时，才能让他为此承担罪责。
后者则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在分析它的时候需要关照公民的普遍认知能力，从而实现规范判断与外行人认知之间的沟通。愿意投资的客户可以至德琛公司，德琛公司以德福亚洲公司名义与客户签订客户交易协议书，客户也可以登录公司的网站申请开户。Georg Freund,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2009，§4 Rn.76ff. [53]Vgl. Heinz Koriath(Fn.46)，S.124f; Benno Zabel, Aktuelle Begründungs-und Anwendungsprobleme in der Dogmatikzu§17StGB, GA2008，S.49. [54]刑法学界似乎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13]目前，通说经过微调后的经典表述是：犯罪的成立原则上无需违法性认识，但当一种行为一向不为刑法所禁止，后在某个特殊时期或某种特定情况下被规定为犯罪，而行为人对此缺乏了解时，可以例外地排除犯罪故意。
但在违法性认识的判断中，却完全不存在类似的危险。例如，从事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本身都可能是正常的职业活动。
这一见解存在不小的疑问。刘明祥、张天虹主编：《故意与错误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行为人如果稍加注意，就能够认识到违法性，但行为人却疏于认识，藐视法律的存在，就是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也值得加以非难。例如，有判例指出：杨某对其与中轻公司行为的违法性存在认识错误，不影响其犯罪故意的认定，亦不阻却其责任。于是，行为人在没有遭受来自事实认识方面干扰的情况下，直接来到了究竟是选择我行我素还是恪守法令的十字路口，他距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已近在咫尺，故法律也就有理由认为他已经处在较强反对动机的包围之下，有义务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进行更为谨慎的审核。如果行为人发现自己并不是因为做了值得谴责的事情才受到制裁，那么他对于自己所遭受的刑罚就不可能心悦诚服，其内心的抵触态度必然会极大地妨碍其再社会化。这就说明，对法益侵害事实的认识无法确保行为人必然能够担当故意罪的责任非难。(二)违法性认识中的认识 现代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尽管语言是思维最主要、最有效的依托，但却不是其唯一的载体，现实当中存在着非语言形式的思维。
其二，因为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同而最终无法实现一般预防的效果。既然如此，相关规范作为公民行动准则所具有的客观效力，就没有遭受无视与挑战。
负责审理该案的法院曾经通过媒体披露，闫某某和王某某不但在百度贴吧上发布过买卖鹰隼的信息，而且都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无论是事实认识错误还是法律认识错误，恰好都缺少这一前提，故在这两种错误中行为人的法忠诚态度并无差别。
(1)违法性认识与社会日常观念高度一致。[54]正因为如此，连一些主张责任说的学者也不得不坦陈，该说会在一定意义上违背刑法‘责任主义的原则要求。
在我国立法已基本跨越20世纪80年代宜粗不宜细的阶段，不可逆转地朝法律规范完备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的当今，尤为如此。[12]高铭暄、赵秉志编：《中国刑法规范与立法资料精选》，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Harro Otto, Der Verbotsirrtum, Jura 1990，S.647. [86]关于责任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司法、理论中贯彻不足的种种表现，参见冯军：《刑法中的责任原则：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第60-66页。由其中危害社会的一词所决定，该条款所记述的明显是一个更具实质性和规范性的故意概念。
由于这类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不像第(1)类那样能自然天成地与外行人的认识相契合，故公民对其行为违法性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依赖于对刑法规范的认知。我国《刑法》之所以将走私淫秽物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因为该行为违背了社会当中性的羞耻感，不利于维护正常的性行为秩序。
从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在责任说的主流观点中，故意的认识内容已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它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渐渐突破构成要件事实的范围。当地居民对上述禁猎决定普遍缺乏认知，他们世代猎捕蟾蜍并未受到任何警告和禁止。
第三，不可一概地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比事实认识错误更易于得到避免。对于违法性认识的认定，离不开依靠间接证据进行推论的方法。
[84]例如，当客居海外的游子在异国猛然看见了门福、春联和鲜红的中国结时，他的脑海中一定会迅速闪现出家乡的景致、家人的面容以及春节时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喜庆场面，这一切均不假思索、油然而生，任何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李涛：《违法性认识的中国语境展开》，法律出版社2016年。同前注[27]，冯军书，第214页。据此，确信犯和大义灭亲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当我们说某一公民对规范采取了敌视态度时，一定是以他排除反对动机、执意与法律相对抗为前提的，而反对动机的形成，又以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违法性预先有所知晓为前提。只要是有意识地伤害他人身体的举动，就必定是符合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又使得中国处在人口频繁流动的时期，不论是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还是外国人进入中国，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量因法律认知不足而违法的现象。这便是两种错误的可谴责性存在差异的根源。
从经验上来看，只有当被告人知道组织保证金交易活动违法时，他才会以得到许可的业务为掩护去实施该活动。诚如哈贝马斯在论及有效沟通的条件时所言：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verst?ndlich)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
